此《倭寇图卷》（旧题《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》）。其描绘内容是明代靠海的长江沿岸的官军抗击倭寇的历史。全卷从右至左依次描绘：倭寇的船队出现、登岸、观望形势、掠夺防火、平民逃难、倭寇和明军士兵水上激战、倭寇被歼、明军出阵等内容。此卷现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。

东京大学所藏的《倭寇图卷》（此卷）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《抗倭图卷》和都是明代的佚名作品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的时代稍晚。所画是明代靠海的长江沿岸的明代官军抗击倭寇的历史，全画从倭寇来犯到烧杀抢掠，当地民众的流离失舍，官军抗击倭寇到得胜班师。是表现时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画卷。此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此晚明的《倭寇图卷》（此卷）与国博藏明初的《抗倭图卷》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，且诸多细节相似。可是，它们的风格迥异。《倭寇图卷》上有未名人士的题笺，言《仇十洲台湾奏凯图》，不仅不合该画的主题，而且其典型的晚明风格亦不可能是出于仇英之手。

全卷大致可分为八个部分

倭寇船队出现

图卷的开头部分，在辽阔的海洋中画着三艘船，运用远近法表现距离与时间的经过。船是乘着大约七个人到十个人的平底小型渔船，船尾三个人当中，一个人掌舵，两个人摇橹。船上的人都把头剃成半月形，穿着日式浴衣样的单衣，没有腰带，光脚。船上有一根桅杆，桅杆上挂着一张如同编织席子那样，用竹篾斜编的类似竹席一样的风帆。船上飘着中国式的旗帜，船中的武器有弓箭、长枪、大蓬铲、倭刀。

倭寇登岸

图卷的倭寇登岸部分，画着大小船各一艘，大船的船体造型，是《筹海图编》中大福船的精工绘画版，与《筹海图编》中的大福船不同的是，其船尾没有高耸的尾楼，其桅杆也未见望斗，船帆是像是卷着的类似草席一样的帆，而不像中国特有的折叠式风帆。这应该是日本造船工匠仿制的中国帆船，但是由于技术和材料的关系，不能建造一模一样的中国帆船，在船只建造中用其他材料替代或者省略了部分构件。船上没有看到船桨，舱面也没有横梁伸出船舷，但是第二层楼体则明显超出下层的宽度和长度。

观望形式

倭寇上岸以后的活动，画卷中描绘的很生动，有一名倭寇站在另外一名倭寇的肩膀上，撑住长枪，手打凉棚眺望，有的用弓瞄准白色的鸟，有的在头上挥舞双刀，有的张弓待发等，展现倭寇在劫掠作战前的战争准备工作。这个画面中，值得注意的是穿着红衣的倭寇手持火绳枪，不过看画卷中，也就只有这一部分中有火枪，似乎是表示倭寇的火器比例并不高。倭寇手中的武器还有镰型枪、三刃矛、月刀类的长柄大刀、海螺、扇子。其中海螺和扇子，是在战争中作为指挥和传递信号使用。

劫掠放火

图卷的这一部分画面，展现的是倭寇抢掠民居的情况，有的倭寇肩扛步包搬运财物，有的使用扁担，挂上包裹，前后两人抬着。还有的是两人合作肩扛箱子，有的是一个人抱着一个箱子。然后是倭寇用火把点燃房屋。这一部分画卷有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在门口穿蓝色衣服，一手持刀，一手右指，嘴巴微张，如同和门口背包袱的倭寇说话的那名倭寇。手中所持倭刀长度极长，按比例来算，几乎达到他本人身高长度，这是典型的大太刀的长度。再看左边持双刀指挥样的倭寇下面，有一名腰中插着一柄倭刀，刀刃向上，是典型的倭刀携带法。其左边有一名持镰型枪的倭寇，腰中也有同样佩刀。仔细对比两人佩刀长度，持镰型枪的倭寇佩刀要略短于只有佩刀的倭寇。以画工精致度来说，一草一木一片树叶都刻画的颇为详细，这应该是作者特意表现倭刀长度的不同，分别在不同人身上表现打刀、野太刀和大太刀。

平民逃难

图卷这一部分画有男女老友二十三人，鞋帽散乱一地，有长袖的显贵，也有裸体的幼儿，牵着儿童手的妇女，背着孩童的男子，拄着拐杖的老人等。

倭寇与明军的交战

这里的交战是明显的内河水战，双方都使用小型船只。右边是两艘倭寇船，乘员分别是九人和十人，每一艘船内有一个人掌舵，两个人摇橹，一个人手里难者有旗帜的长枪。武器有长枪、弓箭、日本刀。下面的船上有耳脚中箭倒下的，有被箭射入口中的。落入水中的倭寇有七个人，有的正在遭到明朝官兵长枪刺击，有的正在游泳逃走，还有的即将淹死。

明军士兵

这一部分开始是一个骑马的明军士兵，挥动写有报捷二字的旗帜，准备登上拱桥。

整队出发

明军士兵从写有「海防新堡」四个字的城城门，整队出发的的情景，城楼上有两名目送出征队伍。出发的队列除身穿札甲骑马的弓骑兵外，还有身穿写有兵字号衣的普通士兵，从桥头到右，兵种分别是剑盾手或刀 (剑) 盾手、长枪手、斩马刀手、蝎尾勾手，勾兵后面是用八卦符号标识的旗手，其旗帜规制，当为标识队列所用，其后的骑兵中间围绕一名文官服饰的骑马者，此人应为军队的总指挥官。

东大所藏《倭寇图卷》虽然与国博所藏《抗倭图卷》是同一主题的画作，但无论画风还是形式都差别极大，确系并非摹本的关系。须田牧子女史在《再考》中考证了这幅画传入日本的过程，1923 年此图以《倭寇图》之名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举办的史料展览会上展示，始为学界所知，1930 年黑白照片由古兵书图录刊行会刊行，著名史学家辻善之助先生为其撰写解说文，在文中称此图由东京文求堂主从中国带来日本。辻先生也指出 “该图卷是明代人为纪念惨遭受倭寇之害而所绘之物……台湾奏凯，盖后人妄题，固非得其实……寇民多带日本刀，中有著甲胄者一人，其风姿明示乃画倭寇之物”，1974 年，此画以彩色版进行复制，由史家田中健夫先生（即《倭寇》一书作者）撰写解说文字。在下手头儿收藏的即是这个版本。须田女史通过红外线摄影技术发现，《倭寇图卷》中由远及近驶来的倭寇船上飘扬的旗帜上有（日本）“弘治四年” 字样，即 1558 年，相当于中国嘉靖三十七年。但是仍未能解释这幅画绘制的究竟是哪场战斗。在下个人的考证是从图中 “海防新堡” 这几个字出发，揆诸目前所见史料，比较吻合的是浙江永嘉场（今温州龙湾区永强）抗倭之战。根据《永嘉县志》记载，嘉靖三十七年，倭寇三次入侵永嘉场，均被打退，同年十月，广东按察副使王叔果回乡扫墓，闻听倭寇作乱，又见老城永兴堡破旧不堪，于是上疏请迁建新堡，名为 “永昌堡”。这可能就是海防新堡的来源。当然，是否是此地，还需进一步考证。但此画历史意义之重要，已经自不待言了。（摘自 李夏恩 评论介绍）

2010 年，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摄影室对此卷进行红外线拍摄时，从被颜料覆盖的旗帜下发现了新文字。发现的文字包括「弘治四年」、「大明神捷海防天兵」、「粛清海■倭夷」

倭寇，是东亚地区对东亚日本人的贬称。一般是指 13 至 16 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岸的海盗，这些海盗一般为日本人，故此又叫日本海盗。历史上倭寇来源众多，成分复杂。元朝早期以日本人为主，明朝中晚期则以沿海的南方汉人为主体，明史日本传《明史·列传外国三》有云：“大抵真倭十之三，从倭者十之七”。

仇英，字实父，号十洲，中国明代画家，原籍江苏太仓，后移居苏州。生年不详，考订约生于弘治甲寅，卒于嘉靖壬子秋冬之际。吴门四家之一。